Ph.D. lihao Gan
2022
“傳播修辭學”是個跨學科研究領域，其涉及傳播學和修辭學的互相影響、借鑒和融合。從傳播學史的角度看，修辭學曾是傳播學科形塑自身合法性的重要理論源頭之一。羅傑斯在《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曾說：“如果從修辭學開始計算傳播學的歷史的話，那這個領域在時間上領先於其他社會學科。”克雷格（Craig）也把西方傳播學理論分為以下七種傳統：（1）修辭學傳統；（2）符號學傳統；（3）現象學傳統；（4）控制論傳統；（5）社會心理傳統；（6）社會文化傳統；（7）批判傳統。克雷格之所以將“修辭學傳統”列為第一位，是因為，在傳播學創立之初，“修辭學傳統”在傳播學中研究占主導地位。丁方舟和韋路在《西方傳播學研究的理論體系及其演化》一文中曾對對傳播學最知名的英文學術期刊之一——《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從1951年創刊至2017年發表的文章進行了內容分析，發現在《傳播學刊》創刊之初的前10年，修辭學傳統的文章數量最多，甚至超過社會心理傳統和控制論傳統。然而，從這些文章的內容上看，這些傳播學研究多和“演講”“說服”“傾聽”命題有關，其無法適應美國學術論文評判標準數據化、科學化、實驗化的需要。再加上，不少傳播學學者無法擺脫柏拉圖對於修辭學的偏見，總是把修辭學視為“賣藝的”或者“詭辯學”。由此，從60年代後，社會心理學傳統、批判傳統、控制論傳統逐漸成為傳播學主流，而修辭學傳統日漸衰微。 同時，除了在學術傳統上發生範式轉變，研究對象上，傳播學也越來越寬泛，不僅包括大眾傳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等傳統命題，還包括科學傳播、健康傳播、環境傳播等新命題。這些傳播命題越來越強調量化研究的範式，似乎距離修辭學也越來越遠。 實際上，修辭學在20世紀中期已經開始了學科範式的轉變。修辭學者借鑒語言學、語言哲學、批判哲學、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成果產生出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對象上，修辭學不僅僅關注公共演講，也開始關心科學學派、政治實體、媒介機構如何運用話語技巧合法化自身，還關心性別、種族、國家的身份認同等問題。同時隨著讀圖時代和數據時代的興起，修辭學開始關注數學修辭和視覺修辭等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修辭學也借鑒了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將功能語言學和批判哲學結合起來，產生了批判修辭學派，借鑒語言哲學的知識，產生了語用修辭學，借鑒格式塔認知心理學和隱喻認知，產生了修辭認知心理學，借鑒大數據分析的最新成果，產生了語料庫修辭學等。 也就是說，修辭學的這些最新研究成果一方面和傳播學中的實證研究方向愈來愈有共鳴，一方面也和傳播批判學派交相呼應。然而，21世紀傳播學界雖然出現不少用內容分析、歸因理論、符號學理論和話語理論來做研究的論文，卻並沒有出現意識到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或多或少都和21世紀的修辭學可以發生聯繫。由此，本書從媒介、政治和科學三個方向，運用修辭學理論來進行傳播學研究，從而系統揭示修辭學和傳播學相結合的各種可能。本書第一章從話語、認知（隱喻和框架）和多模態符號出發，討論媒介的話語建構和說服技巧。第二章從語言學的“言語行為”理論出發探討了政治話語中的象徵符號和話語技巧問題，以及從政治學的“民主”理論內在邏輯出發，探討了中國應該構建什麼樣的公共話語氛圍，從而化解西方話語宣傳的輿論攻勢。第三章從學科發明和創新視角，探討了科學理論符號系統發展路徑及其合法性過程。 總之，“傳播修辭學”起源於兩千年前的亞裏斯多德，卻又是當代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其不僅可以有效地融合質化傳統的批判性分析，而且可以完美地運用量化傳統的數據分析，其不僅可以關注高深抽象科學理論的生成與建構，而且可以分析具體生動日常生活的現實問題： ——科學理論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符號和認知機制如何在學者之間傳播，同時影響學者的學術發明和自我認同，影響學科的建構和形聚？ ——在互聯網社交媒體等公共領域，責任政府和傳統媒體如何言說，才能獲得自身合法性？ ——後真相時代，個人、組織、機構和國家如何運用各種類型的符號實施欺騙行為？ …… 最後，面對科技進步，以及社會範式迅速轉換帶來的各種層出不窮的案例，傳播修辭學在理論和方法上都有待學者們進一步耕耘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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